真的嗎？老總齊訴苦電影行業真的窮瘋了？
上海電影節的大佬論壇就像電影行業的晴雨表。幾年前，老總們坐在一起，談論的都是“IP、產業鏈、合拍、趕超好萊塢、市值奔千億”這些話題。那時候，大家著眼的都是未來，很少有人談危機。但到了今年，基調完全變了，幾乎所有大佬都在訴苦，甚至產業鏈上不同的利益體開始互相揭短，主動曝光行業內存在的問題。這時候，規則、情面等都顯得不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生存。
揭短——
博納萬達不滿售票平臺分太多，光線曝光影院收巨額排片費
6月12日，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中國電影產業高峰論壇上，博納影業董事長于冬和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為了一件事差點論爭起來，臺上氣氛一度有點尷尬，主持人最后轉移話題收場，讓大家把自己家里的事兒討論完了后把眼光再放大一點，放到全球的視野當中去。
起因是，于冬在談電影行業的問題時提到了一個他認為最大的痛點，就是以貓眼、淘票票為首的線上售票平臺服務費收的太高了。一般一張票收3-5元，而平均票價如果是35元，光服務費就至少分走了8%以上的票房，對有些影院這個數據可能要超過10%。
于是，于冬“大聲疾呼”把服務費降下來。“不管你的服務費標準怎么制定，大影院小影院你有不同的服務費，但是不得超過5%的專資，你比國家收的還多嗎?專資國家還用于發展電影產業，用于鼓勵重點影片的創作，還回到電影行業來了，服務費上哪兒去了?被企業拿走了。而且電影市場這么困難的情況下還提高服務費，還高于2019年的平均水平，這是不對的。”
說完后，于東補了一句“對不起!得罪!”，他開玩笑說自己還有幾部重點電影(《中國醫生》《長津湖》《無名》)要發行，怕被貓眼、淘票票封殺。
于冬開了頭之后，萬達影視集團總裁曾茂軍接過話茬繼續“助攻”，他也覺得售票平臺的服務費收的太高，漲的太快。“今年春節檔期間大家看到票房提升了，其實總人次沒有提升，是票價提升了。但是仔細去分析一下，發現票房提升里面提升最快的是服務費，服務費的上漲是遠遠高于票價的提升的。”
曾茂軍算了一筆賬，以2019年為例，全年票房約640億，這其中就有60多億被一兩家售票平臺分走了，而全國有上百家電影公司，能分的就是除了進口片以外，國產片創造的票房，也就約300億，再除去稅費、電影專資、服務費，制作公司最終能分到的也就約100億。
還有另一件讓片方不爽的事情，就是話語權越來越大的售票平臺優先分服務費，甚至截留片款。于冬說：“之前大家都是直接從中影、華夏結算，不同某一家公司結算，但是現在像貓眼、淘票票都截留片款，它就扯以前的票補啊，陳年芝麻老賬，扯不清楚了。”
曾茂軍也強調這個票房分配順序得改改了。另外，他還希望售票平臺在營銷費用上能給片方減壓。“現在大的檔期現象越來越突出，所有公司都往大的檔期擠，營銷費用非常高，平時宣發一部電影三五千萬，春節檔就是1.5億、2億起，所有的內容創作公司無形當中增加了成本，如果互聯網平臺愿意在重要檔期分攤一些營銷費用，適當少收一些，我想對電影公司更具備可持續性，未來的內容產出才能生生不息下去。”
同在臺上的王長田當然坐不住了，因為光線是貓眼的控股股東。王長田首先解釋貓眼的經營跟光線沒有關系，他從來不管，只是大股東而已。同時，他為貓眼辯解，稱于冬、曾茂軍說的數字跟實際情況有差異。“貓眼名義上收的服務費實際上是分成三份的，它自己收一份，還有一份兒是給了售票軟件，第三部分，院線都跟的收了服務費。貓眼并沒有拿到那么多。至于說貓眼的成本，那是另一個問題。”
公司旗下擁有影院業務的于冬再次“補刀”。“說的對，是三份。軟件的的費用是相對固定的，不超過一塊錢，布機器的時候免費給你機器，從票房里面扣，已經早就扣完了。還有院線的一份，這個我不知道，反正我們院線沒收著。確實是三份，不是平臺全拿，但是平臺拿三塊以上都不止，甚至到10%以上。”
王長田被駁的有點囧，他跳過這件事換了一個話題，把矛頭指向了影院。他提到影院收排片費這個問題，這確實是行業內都心知肚明但是誰也不拿到臺面上來曝光的灰色操作。“大家知道影院本身的作用是排片的，但是排片現在是額外收了排片費，就是你要排片，你要另外付我一筆錢，這對于制片公司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大家知道在春節期間一部片子的排片費要達到多少嗎?很多片子要上億的排片費。”
萬達、博納既有電影投資、制作業務，也有院線、影院業務，所以，貓眼、淘票票這樣的第三方平臺又是分服務費又是收宣發費，直接蠶食了它們的利益。而光線是幾大電影公司里唯一一家沒有大規模經營影院的，所以王長田覺得影院收排片費很不地道，蠶食了片方的利益。
王長田也提到了票房收入分配的問題，但他說的不是分配順序，而是分成比例。他覺得片方是承擔最大風險的，應該提高片方的分成比例(如果這樣，那影院的分成比例自然就會被壓縮)。“中國的電影公司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票房分配比例，制片方加上發行方只能拿到100塊錢票房的38.5塊錢，而純粹的內容公司，去掉發行代理費等，能拿到32-33塊錢，不到三分之一，但是整個電影行業都是這些內容公司承擔最大的風險。”
另外，王長田覺得在稅收政策和補貼政策上也應該向內容公司傾斜。“我們這個行業政府還是有一些補貼的，看看以往的分配情況，內容公司是有一部分的，但是我覺得遠遠不夠，分配的太少。整個電影行業的核心就是內容，票房跟內容有關，社會影響跟內容有關，而整個社會對電影行業的投資，主要投給了內容公司和內容項目，如果不能夠提升內容公司的效益，不能使整個行業向鼓勵內容創作的方向去發展，中國電影行業是沒有希望的，是難以為繼的，就算疫情正常，我們也仍然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電影強國。”
錢荒——
電影行業被資本拋棄，公司之間欠錢不還三角債現象普遍
這所有利益之爭背后，就一個核心問題，電影行業窮瘋了，需要錢。
王長田爆料，電影行業已經到了相互欠錢還不上的地步，“三角債”現象非常普遍。“現在行業只有少數不欠人錢，但是被別人所欠，多數公司都是相互欠錢。造成這個事故的根源是整個行業的效益問題，就是大家不掙錢，然后欠別人的錢。別人給你投資也好，借款也好，而且為了維持項目的開工，你要把別人的錢挪用，等等，都造成了三角債現象，非常嚴重，導致很多公司都無法運轉。”
一方面，是受去年疫情影響，影院停擺，整個行業損失巨大。2019年全國電影票房約640億，2020年只有約200億，蒸發了440億。用于冬的話說，“就像一個人體，抽了三分之二的血出去，你還能夠是健康的狀態嗎?”
另一方面，因為電影行業這幾年的減速和滑坡，已經被熱錢徹底拋棄，變得理性的資本不再相信能在風險極高的電影行業賺錢。
在前一天的第四屆中國影視資本峰會上，王長田就提到，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資本對影視行業的態度開始發生重大轉變，伴隨而來的是投資急劇減少。“原來大規模融資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同時資本市場對影視行業采取了基本上是封鎖的一種政策，我們這個行業沒有新的公司上市，也沒有辦法進行融資，直接使影視行業的中堅企業，就是上市的這些影視公司也出現了資金的問題。”
博納影業集團行政總裁蔣德富對此的感受更強烈，他說有一段時間電影行業非常熱，資本都涌入到里邊來。這兩年加上疫情，大家都有難處，這時候資本找不到了。“我們有一些項目，尤其是大項目多的時候，真的需要資本的支持。但是就像那句話，‘投資需謹慎’，資本市場是忒謹慎，他要的條件，基本就是來給你割利潤，這個時候就讓我們覺得我跟資本就合不到一起了。本來電影產業是需要扶持，結果資本殺進來之后，首先要10%以上的回報，然后跟你合作，你這個資本是來扶持電影行業來了?還是來開發來了?還是來分利潤來了?這種情況是經常出現，所以讓電影企業非常為難，我又喜歡你，我又不敢愛你。”
求助——
建議國家免征三年電影專資，希望銀行給予優惠貸款
沒有外來資本，內部也沒有增量，那怎么辦呢?只能互相搶食，期待利益再分配，或者寄希望于政策扶持。當然，也有人遙望能不能把盤子做大。
在政策層面，國家從電影票房里收取的，有3.3%的營業稅，還有5%的電影專項資金。專資以往是通過獎勵的方式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給影院和制片方。去年因為疫情，全國電影專資免征了八個月，湖北省免征了一年。但是專資是取自于票房，去年影院關停了七個月，沒有任何票房產出，等于免征了一個月，對影院和電影公司來說是“杯水車薪”。
于冬有一個熱切的建議，他希望電影專資能再免征三年，讓行業休養生息。等行業三年后恢復過來了，年票房沖1000億了，哪怕再繳更多都行。
曾茂軍也想要國家能從稅收、專資方面給電影行業減免。“雖然我們票房的總量不大，中國去年的GDP已經突破了一百萬億，整個電影業常態化情況下也就是600來億，但是電影影響很大，全球凡是電影大國，比如韓國，國家層面給了電影很多的補貼，比如新西蘭，通過電影拍攝從過家層面給予電影補貼。既然這個行業有很好的影響力，有社會效應，但是經濟效益不大，我們首先在政策上應給予寬容。”
另外，曾茂軍期望在融資方面能給電影行業一些優待。“如果有些銀行能接受把我們制作的電影抵押，給予文化企業優惠的貸款，讓這個行業補補血，給大家兩到三年時間，我相信電影市場一定會快速蓬勃地發展。”
但歸根結底，能救自己的還得是自己。電影行業的特性就是風險太大，一年的成敗依賴于一兩部電影的票房，而這，正是追求確定性的資本所厭惡的。唯一成功的受資本青睞的案例是迪士尼，因為迪士尼走的是IP帶動整個產業鏈的路線，一部作品成功，可以從全球票房、版權、衍生品、樂園等各個環節獲得收益。
王長田給出了一組數據，他說在美國，一部電影的票房只占30%的收益，60%以上收益其實是來自于版權銷售，或者是衍生收入，而中國現在80%-90%的收益是來自于票房，結構非常單一。當下能做的，就是擴大互聯網版權的銷售收入，但是現在視頻網站的買價又太低。
一直在效仿漫威宇宙做“唐探宇宙”的陳思誠在第四屆中國影視資本峰會上也談到了回收渠道單一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電影行業的問題是除了看電影這一個消費行為，和電影院這一個消費場景以外，其他的收益幾乎都是零。“說實話，每次一談到錢的時候，我都覺得特別汗顏，因為我們這個產業雷聲大雨點小。就是100多個億的成就可能跟如家一個銷售一年差不多。”
站在這個角度，陳思誠覺得中國電影產業“到了必須要變的時候了，到了不變不行的時候”。但是，具體怎么變呢?可能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