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重磅主旋律電影上映 演員張頌文的大年是今年
今年是演員張頌文的大年。
《掃黑·決戰》《1921》《革命者》三部重磅主旋律電影上映， 還有《老鄭飛到天上去了》《不止不休》兩部已完成新人導演作等著定檔。
每部戲，張頌文都貢獻了令觀眾嘆服的表演。
這不禁讓人好奇，為什么有的演員可以有這么高的成功率?除了天賦，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秘訣”，是其他演員也可以學到的?
看了一些優秀演員關于創作的分享，我發現了這個“秘訣”。那就是，好演員，要學會給自己“加戲”。
《掃黑·決戰》里，張頌文演的是一個走上歪道的中國式縣長，這種人物往往容易被臉譜化，但張頌文把這個雙面人演活了，可以說精準到了骨子里，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這種高超的演技，絕不是什么信手拈來。
導演呂聿來說，張頌文對戲的要求很高，從劇本階段就在提修改意見。甚至在開機前一天，他們還在爭執，還在修改劇本。“他們不光為自己的角色用心，還會對一場戲怎么講故事，故事怎么發展，人物如何走位等細節，都會關心。”
《掃黑·決戰》上映后，片方放出了一個沒有剪進正片的片段，是曹志遠在監獄里的七分鐘悔罪獨白，完全無劇本的即興表演，來自做了大量功課的張頌文對人物的深刻理解。
這不是導演要求的，是張頌文殺青那天自己加戲讓攝影師拍下來的，是他為曹志遠做的人物小傳。在拍完戲后，覺得這個人物還不夠完整，他想再劃下一個真正的句號。
張頌文完成了他的目標，他演的不是一個標簽化的反派官員，而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的，有善有惡的，有前史有后續的，真實的人。
接到《1921》的邀約，要演何叔衡，張頌文就琢磨上了，這個角色歷史真有其人，他覺得應該給一些具體的細節，就主動找導演黃建新聊。
當時正是疫情期間，兩人約了在路邊，冬天冷，本來想盡快聊完結束，結果一聊就是近八個小時。最后，聊的一些細節都用到了電影里去，不少觀眾看完后都覺得何叔衡是這個群像戲里最豐滿的一個人物。
這種用心也體現在拍攝現場。拍何叔衡犧牲那場戲，為了更加貼近當時人物狼狽不堪的逃亡狀態，張頌文在開拍前主動去泥地里滾爬，往頭上撒枯葉，往指甲里摳泥土，讓劇組為他準備好的帶血跡的破舊衣服看起來更加臟污。
這些導演都沒要求到的細節，演員自己要求自己，成就自己。
看完劇本決定接《革命者》時，張頌文首先是去找導演、監制“談判”，他提了兩個要求，“第一，我要把這個人物演成一個人;第二，在現場允不允許我有即興的發揮?”監制管虎擁抱了他，張頌文和他想到一塊去了。導演徐展雄說沒問題，“我把機器打開，你隨便。”
李大釗和毛澤東吃火鍋搶著付錢那場戲就是張頌文臨場發揮加的戲。
李大釗搶著要付錢，但發現囊中羞澀，毛澤東就很慷慨地拿出他冬天洗冷水澡省下的錢來付賬，結果多出了一毛，沒等他說找錢，店小二就馬上高喊謝謝賞錢，店家也喊“謝謝您嘞!”兩人當時先是一愣，然后對視幾秒，隨即哈哈大笑。李大釗說你給人家賞錢呀!毛澤東尷尬一下，馬上大笑起來。
張頌文解釋，李大釗和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亦師亦友，那個時候的毛澤東一定有屬于青年人的朝氣和個性，是活潑的、向上的，他們的相處也一定是輕松又自在的，這些加進去的小細節他覺得能讓角色更加立體生動，更像是個“人”。
還有一些很合適的臺詞，也是張頌文自己加進去的。
比如，李大釗問妻子趙紉蘭：“你覺得我做的這個試驗能成功嗎?”他說這句話是要體現出李大釗的人性，他除了堅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猶豫的地方，這些側面會讓這個人物更立體。
再比如，李大釗倡議上海工商各界聯合起來罷工，威脅俄國使館交出暴徒，他們對李大釗心懷恨意，說讓他等著，李大釗淡定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China”。這是他臨時加的臺詞。他的理解是，“中國當自強，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經提了幾百年了，每個時期都在提，我輩需崛起，華夏當自強。”
當然，會給自己“加戲”的不止張頌文。幾乎所有好演員，都有這個“通病”。
拿張藝謀的《懸崖之上》舉個例子，里面最讓觀眾記憶深刻的幾場戲，都有演員的自主發揮。
張憲臣被槍決的那場戲，作為戰友的周乙的心情是無比復雜的，表演難度很高。
拍攝當天，于和偉向張藝謀提了一個要求，“導演我能在這場戲里抽一支煙嗎?”張藝謀當然說可以。這支煙作為一個道具，讓于和偉有了表演上的抓手。
“我點著煙我可以規避掉那個沖勁，我漫不經心地看著張憲臣被帶上刑場，我可以把煙叼在嘴里，但是細心的觀眾看到那個煙可能在微微抖動。但是如果高斌他們發現了，也可以解釋為天太冷了。準備要點煙的一瞬間，槍聲突然想起，嚇一跳可以說是沒有準備，但是也可以看到周已內心的那個痛徹心扉。”
周乙和金志德在咖啡館相互試探那場精彩的諜戰戲也是演員的貢獻。
據飾演金志德的余皚磊說，在最開始的幾稿劇本里那是一場夜戲，周乙去電影院門口留下記號后轉身回來就碰見了金志德，金志德問你在這兒干嘛?周乙說我車壞了，然后兩個人就去修車。張藝謀不是太滿意，認為寫得太巧合，顯得周乙過于冒險，金志德也過于愚蠢，所以這場戲就一直沒有下通告。張藝謀讓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
余皚磊和于和偉溝通的時候，想起一部特別老的蘇聯電視劇《春天里的十七個瞬間》，男一號有一場特別精彩的段落，當他意識到自己被納粹懷疑的時候，突然跟納粹說，我是一個特務，隔壁有一臺發報機什么的，他說的全是真的，結果反而納粹有點兒不敢相信了。周乙突然向金志德攤牌說“我是共產黨”，靈感就來自于這兒。這個點子張藝謀很喜歡。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比如獲封過東京國際電影節影帝和上海國際電影節影帝的段奕宏，就因為對自己的要求高，總是提意見，加戲，在業內有“難搞”的名聲。
拍陳正道的《記憶大師》，因為結局無法說服自己他直接叫停，跟導演爭論不休。即使是一些導演可能覺得無關緊要的細節，比如為了喝不喝一瓶水，他都要糾纏半天，拍幾十條，因為要說服自己這個人物在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喝水。那次后，陳正道吐槽再也不想和段奕宏合作了，壓力太大，但后來，他又找了段奕宏演了《秘密訪客》。
拍《烈日灼心》的時候，段奕宏經常因為一些細節及表演上的問題和曹保平爭執不下，已經激烈到像吵架的程度，搞得曹保平最后也不耐煩了，“誰他媽是導演?我是!后來也熟了，他一說我就說不行!沒戲!滾!”
當然，這些演員不是成名了，有資本了，才顯得強勢起來。對于表演的熱愛，對于角色的負責，早就存在于他們的執念里。
當年，段奕宏還叫段龍的時候，作為一個無名小子，排孟京輝的話劇《戀愛的犀牛》，因為表演觀念上的不同，他就和孟京輝吵架，但其實背后是一個年輕人對待創作的態度。
張頌文當年因為相貌平平一年跑幾百個劇組也接不到戲，在熬了三年沒戲拍后，接到了一個小角色，副導演跟他說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戲，到片場他才知道，原來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飯，他和六七個人在后面吃飯。張頌文不停在提問，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紀?人家說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這個年紀。他又問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說你就坐那兒吃飯就行了。他又問這個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準?人家說你不拍就走吧。
完成任務，拿錢走人，這是精明人都會做的事。但是如果一開始就存了這個心，還會有今天的好演員張頌文嗎?
再舉一個是應該完任務還是應該花心思的例子。
張譯當年接演大導演陳凱歌的《搜索》，戲份并不多，他進組第一場就主動給自己加了戲。
“劇本提示我列席一個會議，這場戲基本上和我關系不大，只有一句提示‘坐在沙發上’。我與凱歌導演協商，雖然不說話，但他可以用特有的方式去提醒女秘書，全部是行為和動作。”張譯認為，張沐在公司“二把手”的地位決定了他的行為舉止是合情合理的。
這場戲拍完，陳凱歌特別高興，從那開始也主動幫張譯加戲，并在殺青宴上夸他是個“戲比天大”的演員。
道理很簡單，好演員和好導演是相互成就的。好演員，要有創作角色，為角色爭執的態度。好導演，要有充分信任演員，讓演員發揮其才華的胸襟。
關于好演員對電影的貢獻，張藝謀有一段話說的很好。
“電影是一個集體創作，不是說靠導演一個人。尤其是塑造人物上，演技好的演員他不光是演技好，他生活閱歷和他的職業操守都很高，所以他會對這個人物有更多縱深的開掘，有很多很多細節是靠演員在現場發掘出來的。他提很多意見，他做很多修改，因為他要把他變成活生生的人，他不能直接‘預備!開始!’。他就會想很多很多，這個角色的前世今生他都會想，他有很多很多細節把它補充進去，變得很鮮活。導演都有這樣的經驗，演技好的演員都會給劇本加分，所以用他們導演也會省點勁。”
做演員和做導演都很成功的陳建斌是這么說的——
“我覺得選對了演員基本上就成功了三分之二。因為他(她)是活的，他自己就是個藝術家，他自己是能動的，他能使這個人物活起來，而這個人物在沒有碰到他之前只是紙上的幾行字而已。只有他來了，他給了他呼吸，給了他血肉，給了他情感，他動起來了，他生發出很多東西，是你意想不到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演員是非常偉大的。”
“影帝制造機”曹保平的觀點是，“表演是教不出來的，需要導演和演員之間那種碰撞。”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你多少”。
“尤其是越有名的演員，這個問題變得越嚴重。他寧愿把他交給你，由你來判斷他將來出現在觀眾面前的結果是好還是壞。但是那是他，不是你，如果要是糟糕了，壞了，他要擔這個責任的。但是前提是他把這個權利下放給了你。所以就得在之前溝通好，你讓他明白這樣的理解是對的，這樣的表演尺度是合適的，這樣的樣子一定是有光彩的，而不是他以后看完，覺得自己特糗，覺得自己太傻了。”
所以，說到底，演員給自己加戲只是手段，最終的目的，往大了看，是為角色負責，往小了看，其實就是為自己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