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歷史作品影視劇改編的困境與尺度-天天快播報
《顯微鏡下的大明》給我們展現了非虛構寫作，甚至是學術作品影視劇化的一種路徑可能
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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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古裝劇，最為吸睛的無疑要屬剛剛收官的《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簡稱《顯微鏡下的大明》）。寫實復古的服化道、宛如電影的打光運鏡以及一眾實力派演員的演技，足以使其在《狂飆》浪潮余波未平的當下依舊迅速崛起成為話題性作品。究其原因，除了張若昀與王陽在《慶余年》里意難平的“前緣再續”，更重要的是劇作的原著底本本身的“出圈”。
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是一本獨特而成功的歷史小說，作者在歷史檔案中爬羅剔抉，以工筆一般的細致筆觸描摹明代中晚期基層社會發生的六個說大不大、說小又不小的案件，淋漓展現了當時政治與社會生活中官紳與農人、流官與胥吏、書生與黔首甚至朝廷與州縣等各階層的利益糾葛與反應互動。而這種聚焦于基層各方勢力彼此頡頏角力的微觀視角又折射出大明王朝整體政治秩序的種種亂象與危機，隱然卻又堅定地敲奏出大明王朝傾頹的喪鐘。這種巧妙的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的微觀歷史寫作，上一次如此轟動，筆者記憶中依稀還是上個世紀末的《王氏之死》或者《叫魂》。而作為一部正經堂皇的歷史讀物，《顯微鏡下的大明》卻始終能以一種輕松的、時興的、有趣的，甚至略帶調侃的語言，較為準確地演繹重現有征的史實，能與之相媲美的，恐怕還是17年前的《明朝那些事兒》。
因此，這樣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大IP”的影視劇化當然是引人矚目和期待的，然而《顯微鏡下的大明》的電視劇化卻仍非易事。小說的劇本改編，往往人物、情節都是現成的，主要是體裁的轉換。而《顯微鏡下的大明》不同，它終究是一部非虛構類型的歷史學寫作，而且是基于歷史檔案所呈現的片斷的單面的史實的演繹。它給讀者帶來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以本劇的底本《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為例，歷史檔案甚至沒有告訴我們案件第一男主帥嘉謨（劇中帥家默）其人最起碼的基本信息，他做何生計？案發前他有怎樣的人生經歷？他又為何要發動這一場牽動東南官場的奇案？這樣的信息不完整在歷史研究領域是允許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嘛。但作為電視劇劇本，原著所反映的史實則是遠遠不夠的。電視劇至少需要一個完整的故事，因而從重現歷史的《顯微鏡下的大明》到電視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中間需要改編填補的空間和難度都是巨大的。
在我看來，《顯微鏡下的大明》的劇本化創作是可圈可點的，電視劇讓整個案件更加清楚明晰，更讓裹挾進案中的各方勢力更加鮮活生動。那些只存在于公府文書上莊嚴正大的落款變成了皺著眉頭、搖著扇子，或于庭前逡巡，或于暗室相商，為了自己的官聲與利益，合縱連橫、狡計迭出的各級官員；那些檔案里隱隱綽綽、似有卻無的鄉紳豪族則具象出來，瞇著眼兒抿著嘴兒，處江湖之遠卻操控著青萍之末，牽動著廟堂之高；歷代士人普遍價值觀所不齒的興訟之“棍徒”，終于也能夠借影視形象宣泄自己的能力、野心、委屈與不甘；而史料幾乎不及片語的胥吏們，終于也能夠在屏幕上活潑潑地出鏡了，或低眉諂笑逢迎上官，或金剛怒目欺凌百姓，或捋著髭須撥弄心中的小算盤，昭示著他們才是封建帝國基層統治最關鍵的環節：《顯微鏡下的大明》至少給我們展現了非虛構寫作，甚至是學術作品影視劇化的一種路徑可能，這種以啟山林的精神與嘗試，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
然而，若單就電視劇而論，《顯微鏡下的大明》的問題卻是突出的，首當其沖的，就是劇本的改編并不算成熟。這或許是底本性質在劇本創作層面天然的缺陷，主要角色始終呈現出扁平化特征，無論空降的知府、在地的縣官、刁鉆的狀師、猥瑣的胥吏、陰狠的鄉紳還是憨愚的百姓，全劇除了帥家默幾乎沒有其他個體的人物，有的只是一方勢力群像的代表，角色缺乏“這一個”的特色，觀劇時我總在恍惚，仿佛看一眾角色在行禮如儀地玩一場劇本殺。這或許實在是非戰之罪，基于史實寫作的改編總歸會有一些確定性和局限性的桎梏，歷史結局不容篡改，史料記錄又并不完整。劇中很多重要人物在原著中可能也只是一個名字、一篇文書而已，通過極其有限的史料，把每一個人物形象都變得十分立體、飽滿，確實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編劇的二次創作予以填充。因而，嚴肅的歷史研究在影視劇改編過程中著實考驗編劇敢不敢動的勇氣與動哪里、怎么動的智慧。
事實上，《顯微鏡下的大明》對于原著的改動不可謂不大，但遺憾的是，如果說劇本沒有動的部分造成了劇作的瑕疵的話，那么劇本擅動的部分則造成了本劇最大的硬傷與敗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電視劇中引發一州官場不小震動的絲絹案的始作俑者帥家默被設定成為一個只對數字特別敏感，在其他方面智力表現有明顯缺陷的“算呆子”。盡管歷史上的帥嘉謨確是有些偏執、認死理在身上的，不然也不可能耗費數年之心力，盯住一個不是僅僅影響自身利益的、收了兩百余年的稅目大興辭訟，引來身家之禍。但緣情度理，一個只會算賬，其他事務一竅不通，甚至連話都說不明白的真傻子，即便算出人丁絲絹稅的問題，又如何能夠攪皺從縣、府直至南京戶部大明官場這一池春水呢？事實上，歷史上的帥嘉謨非但不呆，甚至可以稱得上人情練達。他之所以能夠推動絲絹案引發各級官府的重視，算學天賦不過是一個前提而已，其對于明代典籍、法律的熟稔程度，對于各級官員不同心態的準確拿捏，對于整個大明王朝權力機器運行的邏輯與規則的了然于胸，甚至對于本鄉耆老與高官的有效互動都是缺一不可的充分必要條件。如果帥嘉謨不知道如何呈文，如果他不知道《大明會典》各地貢賦的記錄體例，如果他不能取得當地鄉紳富戶和朝中高官的資金和資源挹注，如果他沒想到把自己的主張與當時“均平”“一條鞭法”的國策勾連起來，如果當時的應天巡撫不是剛直的海瑞，甚至如果帥嘉謨不知道及時出逃避禍，這個案子早就不知道在哪個環節上無聲地湮滅了。
為了劇情能夠順利地駛向預定的終點，編劇開始給“算呆子”配助攻：好兄弟生員豐寶玉負責應付官面上的事務，肉案女掌柜豐碧玉負責出錢，歷史上從未碰面的鄰縣程仁清（史料作程仁卿）不僅分擔了帥嘉謨本來的訟師身份，還要亦正亦邪地在關鍵時刻負責救呆子的命。不客氣地講，這些角色幾乎都是廢筆，不過是用來圓“算呆子”這一個錯漏百出的奇怪設定的拙劣工具人罷了。要問的是，明明“算呆子”的人設既不符合原著與史實，更逸出情理之外，為什么劇版還要做出這樣的改編呢？在我看來，劇本有意無意地落入好萊塢經典的商業片編劇慣性的窠臼，呈現了一個大明版的《阿甘正傳》：過往不幸、身有缺陷的凡人英雄，只要努力就一定會成功。而劇版的結局也改得過于光明了：所有的“壞人”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錯繳的稅負得到糾正，帥家默成了造福桑梓的大人物。盡管這種明亮化調整似乎更符合電視劇作品“大團圓”的常規，但原著最為人稱道的對于明代統治危機的深刻揭示，最終在程仁清的嬉笑怒罵和豐寶玉的慷慨陳詞中消散了，實在讓人遺憾。
誠然，《顯微鏡下的大明》的電視劇改編，就我目力所及，恐怕只能說是通俗的歷史研究作品走向電視劇市場的發軔之作，一味的挑刺或許顯得過于苛刻了，但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革命與大眾接受信息習慣的改變，帶有學術意味作品的影視化改編似乎隱然將形成一種潮流與風氣。那么這一過程中什么能動什么不能動，又怎樣進行改編？能否闖出一條超越一般意義上歷史演義或者“戲說”的新路？如何平衡好電視劇劇情完整生動與歷史寫作的真實？如何避免僅有基于史實的皮相而擺脫不了實質上情節設置的路徑依賴？這些恐怕是影視劇從業者當下不得不思考的一系列重要命題。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