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跡 鐫刻著我們奮斗的意義|環球時快訊
龔金平
有些觀眾之所以會對《人生之路》的部分劇情產生錯愕之感，可能是源于將路遙的原作小說作為一個比較的藍本，卻忽略了劇集在片頭的說明：“本劇部分取材于路遙中篇小說《人生》。”
然而，如果將《人生之路》視為對原作小說情節的延伸、拓展、再創作，那么我們理應斬斷它與原作的羈絆，把劇集作為獨立的作品進行更為客觀的評判。我們會看到，人生之路雖然會有飛揚或者令人眩目的時刻，但終究不能忽略素樸的底色，不能遠離蕓蕓眾生的普遍際遇。劇集中的人物可以有不同的社會身份或人生版圖，但觀眾真正感動的，其實是人物面對人生的遺憾與挫折的一種姿態，以及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自己的韌性，這種追求的意義已然鐫刻在人物走過的每個足跡中，而不是必須用耀眼的人生成就來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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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生三個階段的冷峻思考
《人生之路》中，高加林因高考成績被人頂替而歷經坎坷，黃亞萍和張克南因父母的照拂而生活安穩，劉巧珍因父親的短視而人生受限，高雙星通過父親的操弄，昧著良心上了大學，內心受盡煎熬。
這些人物將歷經人生三個最重要的階段：涉世之初、成家、立業。在“涉世之初”，我們看到了原生家庭對個體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可以成就或窒息一個人。在“成家”時，原生家庭的作用仍不容忽視，但個體性的選擇與決定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到了“立業”階段，父輩的蔭庇或制約逐漸式微，人生的高度主要取決于個體的心性和志向。
正如劉巧珍，因為父親的“財迷心竅”，強行中斷了她的求學之路，讓她早早地頂立門戶，人生之路注定泥濘不堪。但是，在婚姻大事上，劉巧珍一度有自己的堅持。當然，這種堅持有一定的盲目性，她因沒有文化而對高加林無條件地欣賞與崇拜，這將是她情路坎坷的源頭。當劉巧珍遭遇了生活變故之后，終于在上海闖出了自己的天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人物一點點變得成熟、堅強、獨立，開始擺脫原生家庭和環境的影響，在人生之路苦捱苦熬，磨礪成長。類似的軌跡，我們在高加林、黃亞萍、高雙星身上都可以得到清晰的見證。
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人生會有許多身不由己、無力回天或者懵懂糊涂的時刻，但也一定有許多事在人為、自我成全的時刻。這是劇集對于“人生之路”最樸素也最雋永的體悟。
劇集也在幾位主要人物的人生道路上，設置了幾次戲劇化的轉折和意外，使人物的命運充滿變數。這可能也會在觀眾的心中蕩起漣漪：如果在當初那個“關鍵時刻”，我們作出了另外的選擇，人生會不會不一樣？
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部電影叫《機遇之歌》（1987），主人公在奮力追趕一列火車時，導演提供了登上或沒登上火車的三種可能性，命運由此分出三條支流。還有影片《瞬息全宇宙》（2022）中，秀蓮在中年生活的千瘡百孔中身心疲憊時，也會設想，假如當年沒有義無反顧地追尋愛情，她的人生會不會更美好？看來，對于人生風景的無限憧憬，是人類永恒的迷思。
如果說《機遇之歌》與《瞬息全宇宙》對于人生的旅途進行了奇遇化的想象，或者冥想式的假設，《人生之路》則努力立足于中國特定的時代語境，根植于人物具體的處境，對人生之路進行更富現實質感和時代烙印的呈現。這種呈現不僅體現在人物命運與時代潮流的交織與碰撞，更體現在人物性格如何左右著人生的走向。劇集強調了“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但它并沒有將人生之路的可能性推諉給意外或者不可知的宿命，而是體現了一種自我選擇，自我擔當的現代自由倫理精神。
對“城市”與“農村”的雙向審視
在《人生之路》中，高加林將城市無限美化，將之視為自由和文明之地，是可以大展鴻圖的廣闊舞臺。高加林讀書的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為了去見識外面的世界，為了換一種活法。他尤其想去上海，想在那里做頂天立地之人，做驚天動地之事。高加林還用“井底之蛙”來形容高家村的人，認為人必須跳出“井底”，在巨浪里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快樂。甚至，高加林看到上海來的陳方明連夜去縣里打電話，就為祝福女友的生日，大受觸動，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人生，因為過生日，代表了對自己生命的重視和尊重。
對于那個年代的農村，劇集強調了生活的貧窮，觀念的落后，以及因為貧窮和無望而滋生的陰暗；在城市，我們則看到了更契合人物精神渴求的生活方式，以及更能激發人的創造性，更能拓展人的自由度的可能性。顯然，劇集并非簡單地從物質文明的角度來評價農村與城市，而是將之隱喻為兩種生活方式，兩種精神世界的追求與滿足方式：一種是凝滯、循環、單調的，以生存為目的的生活；一種是現代、精致、富足的，以個體發展和自我實現為目標的生活。
但是，劇集也非常巧妙地引入了“他者”視角，讓觀眾洞察農村與城市的不同底色。高加林對于高家村深惡痛絕時，上海來的陳方明，則對這里的景色贊不絕口，甚至將路上的土石堆稱之為“蒼穹之眼，人間天堂”。陳方明甚至還在鄉村小學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力和創造力。而高雙星在上海讀大學的經歷，則帶領觀眾深入城市的底層，看著農民工如何為生計進行的苦難掙扎。更重要的是，高加林可能無比向往的大學中文系，當高雙星身處其中時，我們得以窺見其內在的空洞和矯情。在高雙星的室友那里，我們沒有領略文學的靈性與蘊藉，聽到的都是理論層面的無謂爭論，以及大量學術名詞的堆砌。隨著劉巧珍、高加林來到上海，他們將更加立體地體會現代都市里的苦痛歡欣。
在劇集對于“農村”與“城市”的雙向審視中，我們得以感受這些社會空間背后的文化意義和精神向度。而且，這些空間并非只有陽面或陰面，而是有其駁雜與豐富性，需要個體去發現，去理解和融入，去適應與重塑，進而譜寫不一樣的人生樂章。
（作者為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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