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哲藝：用電影尊重地、克制地去關懷人物
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在“焦點影人”單元聚焦了新加坡導演陳哲藝。中國影迷或許對他并不陌生：2013年他憑借處女作《爸媽不在家》黑馬出道，一舉拿下戛納金攝影機獎，躍升為最受關注的亞洲新導演；第二部作品《熱帶雨》卻在時隔六年后才姍姍而至，并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收獲了三項榮譽。
對于陳哲藝來說，今年又是個碩果累累的年份。他完成了全國際班底的第一部英語長片——《漂流人生》。影片講述利比亞難民流浪愛琴海畔的故事，首映于美國圣丹斯，并與前兩部作品一起亮相北京國際電影節。與此同時，他與周冬雨、劉昊然、屈楚蕭合作的中國電影《燃冬》，入圍了今年戛納電影節的“一種關注”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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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好奇陳哲藝如何在保留自身視角的同時，在不同產業環境、不同地域文化中持續創作，也想知道他作為華語創作的新力量，如何融入中國電影市場。《燃冬》會打響這一槍嗎？
《燃冬》之后，我感到自由了
北青藝評：《爸媽不在家》完成十年了，最近一次重看這部作品是什么時候？有什么新的想法嗎？
陳哲藝：最近一次重看是在2019年。那次放映《爸媽不在家》最特別的是，片中飾演媽媽的演員楊雁雁帶她的女兒來看。因為在結尾部分，雁雁生產的那場戲是真實的。那是由我掌機拍攝的，誕生的正是這個孩子。我和這部電影，有幸成為她生命的第一個見證者，很奇妙。
當時我坐在電影院里，聽著觀眾的笑聲，覺得過了多年后，《爸媽不在家》還有它的感染力。再看時，我感覺它還是很完整，沒有感到尷尬，也沒有重新發現太多遺憾。電影見證了我、雁雁和家樂的成長。現在我們正一起籌備第三個新加坡故事《我們都是陌生人》。
北青藝評：《漂流人生》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展映，《燃冬》也入圍了今年的戛納，在網上還看到你在籌備其他項目。這么高產，是主動加快了創作步伐嗎？
陳哲藝：主要是疫情改變了我整個兒的創作節奏。疫情那陣子，坦白說我面臨很大的存在危機。全球電影院陸續倒閉，很多電影從業者失去工作，或者轉向線上平臺。我好奇接下來大家還會去看電影嗎？當然我對電影的力量還是深信不疑。可是當影院重開后，會不會都是動作片、類型片，這樣所謂的大制作比較受歡迎？我這類相對用較克制、溫柔的方式拍電影的導演，還能夠存在嗎？還有人愿意花錢到電影院來看我的作品嗎？
很慶幸的是，那時候美國發行公司NEON剛好找我拍攝短片，希望鼓勵全球電影工業重新啟動。我覺得拍那個短片拯救了我，真的。雖然拍攝《隔愛》的條件是很艱苦的，比我學生時期拍短片的預算更少，而且是遠程拍攝。但我突然重新意識到，不用很多時間、金錢、資源，也可以完成一個好作品。這也是短片集項目本身想要提出的問題，在沒有資源和艱難的困境下，電影人是否能繼續創作？
不能出門地宅了兩三年，反而有好幾個項目發展成型，而且同時進入了拍攝期。在家休息了那么久，我也很想證明自己還懂得拍電影，我還是個“電影人”。
所以《燃冬》的整個過程特別快，有不少即興的成分。準備過程中，我也意識到只要自己把功底練好，劇本、敘事、鏡頭的技術達到一定成熟度，自己是可以解放出來的。當然，還是會焦慮，開始時也害怕，但我發現不是非得要耗個好幾年打磨劇本，把每個字都落得精確才能行動。這一次的經歷，讓我感到解放了，自由了。
在乎生活中細微的點點滴滴
北青藝評：但在不熟悉的文化與異國的產業環境里，創作的挑戰不會更大嗎？創作英語片和在新加坡之外創作中文電影的差異在哪里？
陳哲藝：最近兩部作品、兩個故事我都完全是以外國人、外來者的身份來介入創作的。像在希臘，我是現場唯一的亞洲面孔，很特別的工作環境，心里其實有一點小驕傲。我慶幸自己在新加坡長大，比較適應穿梭在不同語境之間，再加上在國外生活了很久的時間，所以對不同文化的融入也比較容易。
創作《漂流人生》和《燃冬》最大的差別，可能在于兩部影片的制作規模和團隊。像拍《漂流人生》，能夠執導英語片我很激動，我的制片人拿過奧斯卡，攝影克里斯特爾·富尼爾長期與瑟琳·席安瑪（《燃燒女子的肖像》）合作，副導演一直為阿薩亞斯做執行。工作人員都很專業、有效率。但劇組規模其實很小，只有40個工作人員。以前就聽說中國制作班底很大，像《燃冬》劇組就有100多個工作人員。
而且在歐洲拍攝有點像在辦公室上班，需要雙休。之前的訪談里我曾經說過《熱帶雨》的最后一場戲我拍過33條，但《漂流人生》最多只拍3條。常常天色還很亮，執行導演就會跟我講，“導演，我們不能再拍了”。你可以想象作為一個導演，看到明明還有很多日光，卻不能夠多拍一條、多拍一場戲的感覺。而在中國拍攝，調度空間就比較大，作為導演確實感到好自由。所有工作人員由始至終都會全力配合，完成導演想要的東西。
北青藝評：談到差異，你的前兩部作品都基于家庭日常的生活，新作《漂流人生》中，人物的處境非常特殊，并涉及到巨大的歷史暴力。但觀眾會發現，導演處理上的日常化傾向似乎更為明顯了。
陳哲藝：如果看過我過去的三個片子，不難發現最重要的都是細節，我很在乎生活中細微的點點滴滴。陳哲藝的電影永遠不會為了要追逐戲劇沖突而去炒作，特意去營造很大的驚喜或者反轉。我總是從人物出發，尊重地、克制地去關懷人物。大家接下來會看到，這一點在《燃冬》中也是一樣的。
回頭再看這些作品，我發現都是在講述陌生人跨越身份、國家、文化背景等差異，在短時間內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例如，《爸媽不在家》是講10歲的新加坡華人小孩和菲傭；《熱帶雨》是講中學生和遭遇婚姻困境的老師。我總是再回到這個母題，即使在處理一位非洲人的故事，仍然保持了同樣的關懷。《燃冬》則是描述三個原本不屬于延吉的年輕人，在那里相識相知，在很短的時間內產生了情感。
外來者視角
北青藝評：內核好像是一種非刺激導向的情感冒險嗎？為什么這么著迷這個母題，你認為這有某種東亞文化的淵源嗎？
陳哲藝：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為什么想要對非血緣、非原生的關系做很深的探索和觀察，而且我不確定接下來10年、20年……可能到我60歲，會有答案嗎?我推理可能是因為自己總有陌生人的身份體驗，不管生活在哪里，都能感覺到一種“格格不入”，感覺自己總像一個外來者——哪怕我在新加坡長大，在英國也已經生活了17年。我想，外來者視角會帶來一些本國人看不到的東西。例如回到新加坡，“距離”能讓我把視角放得更寬廣。
新加坡的文化創作，有分東方和西方兩派，道路不同，而我剛好身處中間。我受的教育比較國際化，但自己的養分又多來自于東方。和《漂流人生》一樣，我也是一直在漂，一直在尋找。
北青藝評：這幾年，你在中國的活動很多，無論是作為評委、展映影片還是亮相競賽。對于很多觀眾來說，你不僅僅是外來做客的國際電影導演，在華語導演里也是一個格外親切的創作者。
陳哲藝：在交流中我也意識到這一點，我自己是很意外的。新加坡的文化和語言不是一個純中文的環境，我之前的電影里也都摻雜著其他的文化和語言，但大家還是對我想傳遞的情感有那么深的感觸，為我的作品打氣、宣傳、呼吁。我是很感動的。令我驚訝的是，一些中國觀眾可能比一些新加坡觀眾，更能理解我的作品和創作態度。
文/李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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