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城戲劇舞臺高光不斷 多位歐洲國寶級劇作者“抵滬” 環球熱消息
■本報記者 柳青
今年的上海·靜安現代戲劇谷開幕，《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芙》《弗里達·卡羅》《喜悅》三臺國際演出是預料之中的高光，而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本土戲劇人排演了處在當代世界戲劇前沿的作品，上海戲劇學院師生創作的《死亡變奏曲》和易立明執導的《我是哪一個》都是能拓寬觀眾視野的作品。
(資料圖)
這兩部作品的劇作者——挪威作家約恩·福瑟和英國作家卡里爾·丘吉爾，在各自的文化語境中獨樹一幟，是革新并推進“現代戲劇”觀念的創作者，都被視為國寶級作家。約恩·福瑟的劇作在十年前被翻譯引進中國，已經在時間的積淀中形成特定的讀者群。對于大部分觀眾而言，卡里爾·丘吉爾是一個遲來的名字，事實上，她在英國戲劇界的重要性，不輸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品特，歐美評論界有這樣的說法：卡里爾·丘吉爾對當代戲劇的意義，不亞于畢加索之于繪畫。
被反復排演的當代經典
《我是哪一個》原名直譯為《一個數字》，劇本分成五幕，是三個兒子分別和父親的五次會面。大兒子陰郁暴躁，時刻處在情緒失控的邊緣，他在漸進的逼問中迫使父親揭開塵封的往事，控訴父親對母親的死負有責任，以及冷酷地拋棄了當年僅有4歲的他。二兒子溫柔敏感，但沉浸在身份彷徨的痛苦中，他追問父親“我是誰？”“我是怎么來的？”“我只是一個完美的復制品和創造物，而不具備獨立的人格嗎？”另一個兒子安之若素地接受自己是幾十個克隆體里的一個，只是“一個數字”，荒誕的是，只有徹底“忘我”的他，過上了平靜富足的所謂幸福生活。三個兒子里的兩個是克隆體，但他們仨的明確身份從未被直白地昭示，父子之間的對話都是意有所指卻遮遮掩掩，沒有正面出現過的“真相”在他們的交談中逐漸顯出驚悚的輪廓。
《我是哪一個》創作于2002年，在過去的21年里，幾度排演，是倫敦舞臺上的長紅劇目。2002年的首演版，導演是曾執導過《比利·艾略特》《時時刻刻》《朗讀者》等電影的斯蒂芬·戴德利，麥克爾·甘本和尚未成為007的丹尼爾·克雷格分別出演父與子。這部劇作對演員的特殊挑戰、也是演出的看點在于，扮演兒子的演員要在短時間里演出三種差異極大的人格，扮演父親的演員要在看似一成不變的狀態中演出不同假面的虛偽人格。
《我是哪一個》誕生時，正逢多利羊和克隆技術掀起輿論風暴，所以這部作品一度被認為是回應時事、反思科學倫理的軟科幻作品。然而隨著時效性褪去，丘吉爾寫作中的超越感和經典性反而更清晰了。《我是哪一個》在英語舞臺上演出時長僅為50分鐘，延續著丘吉爾獨特的對白風格，簡省，迅捷，沒有一個冗余的單詞又微言大義，并且，發生在父親和不同兒子之間的言語交鋒，回旋著劇作家從1970年代以來持續關切的議題：這個世界怎樣對待孩子和廣義的“新生”，以及“身份”和“人性”這些決定了人之為人的底層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又是怎樣失去的？
在劇場里開創嶄新的話語系統
出生于1938年的丘吉爾在1960年代初開始從事編劇工作，當時英國文學界戲劇界的性別不平等是嚴重的；同時，因為家務所累，她在入行的前幾年主要是給BBC寫廣播臺本。到1979年，她的劇作《九重天》平行呈現維多利亞時代和英國當代的家庭困境，反思社會觀念對性別的塑造以及“理想家庭”這種愿景的虛妄本質，這個作品在英語世界獲得巨大成功，而那時在歐美戲劇界，女性劇作家是極度稀缺的存在。
時至今日，英美評論家已無法漠視，丘吉爾在劇場里開創了一種嶄新的話語系統。她的劇作從基于性別感受出發，直至凌駕于性別的約束，描寫廣義的生命與存在的困惑。《醋湯姆》未婚生子的愛麗絲被剝奪了做母親的資格；《頂尖女性》來自不同時代的女子們穿越時空聚集到一場晚宴上，她們哭泣著交流自己失去孩子的經歷；《陽光普照白金漢郡》的底層女性在變革失敗后，不得不把孩子“上交”給富豪。到了1994年的《地底精靈》，她對兼具天性和社會職能的母性，以及更廣闊視野中的人類文明變遷，產生新的看法。進入21世紀后，丘吉爾利用時代議題寫出更具有探索性的作品。《我是哪一個》使“母親”成為黑洞般的缺席者，從外部世界改造社會的激情已經褪去，而向個體內部探索，觸目驚心的是西方文明對“人”之本性的壓抑。
在丘吉爾80歲那年，《衛報》的評論主筆邁克爾·比林頓謙卑且深情地寫下：英國戲劇界何其有幸能擁有丘吉爾這樣的劇作家，她的寫作是永不妥協的持續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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