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式：四書學研究的“新面相”|快看
【資料圖】
古人治學，“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圖”為學問之必備，與“書”共同發揮應有之作用。“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用圖說話可以成為一種特色鮮明的詮釋方法和途徑。歷史地看，“圖”的運用不僅非常廣泛，而且形態多樣，圖像、圖式、圖表、圖譜等均為其類，更寬泛去看，諸如箴銘、石刻、繪畫、插圖、符箓亦可視為形象化的圖類文獻。圖式之所以受到廣泛應用，與其獨具的詮釋特色是內在相關的。與文字詮釋相較，圖式詮釋以直觀化、形象化、結構化的形式來呈現理論體系的整體結構、刻畫觀念體系的聯結關系、表征經典內蘊的思想信息和精神范式，具有直接性、延展性、象征性等優點，這些均為經典詮釋所追求的重要特性。圖式詮釋當然也有其局限，比如可能會導致形式的經驗性、觀念的固化、義理的模糊性等問題。不過，我們認為沒有一種詮釋手段是完美無缺的，擺脫完美主義的視角，可以更深入地發現圖式詮釋學的理論功能。更重要的是，所謂圖式的“局限性”“模糊性”，在經典詮釋中也可以通過觀念的轉化而發揮出積極性的作用，正如象思維的功能一樣，“盡意莫若象”，對思想意涵的表述、拓展和深化，圖式并非必然處于式弱之地位；從詮釋特色看，圖式的本質即通過觀念的視覺符號化，寓目于圖、由觀進思，來實現觀念的創制、加工和生成，構造出內蘊豐富“想象力”的 “思維動畫”和“隱喻空間”，為思想的表述和再拓展提供高效的實現路徑，可以成為中國哲學，尤其是經典詮釋的新途徑。作為一種建構性文本，圖式不能像以往一樣被簡單視為僅是“插圖陪襯”“看圖幫腔”等用以輔助文字注疏的次生文本，圖式自身的文本詮釋價值應引起足夠注意：“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后。”圖式文本和文字文本二者理應構筑起多元互進、相得益彰的共振詮釋模式。
圍繞圖式文獻的相關研究，除開藝術學領域本來即對圖式、圖像格外依賴、重視外，文學、歷史領域已然出現“圖像轉向”的研究趨勢與理論實踐；在注重思想深度的經學、四書學研究領域，我們不敢倡言“圖像轉向”，但經典詮釋的“圖式面相”還是值得引起關注的。從經典詮釋視域來審視，其所涉及的“圖”亦十分多樣，包括有呈現經典中器物形制的圖像類、刻畫傳經譜系的圖譜類、補充經典注疏的插圖類、解讀經典及注疏體系的圖表圖式類等等，不一而足。朱子詮釋經典時非常注重兼顧義理、象數，對圖、表多有使用，這點在其易學詮釋中表現尤為明顯，其言禮制名物，論仁、性、學、絜矩之道等義理話題，均配有相應圖式。宋以后經學范式以圖釋經模式逐步趨盛，實濫觴于朱子。當然，若從圖式背后的象思維看，在道學宗主周敦頤那里已發先聲了。不過，與易圖、禮圖等研究相校，學界對四書學領域的圖式文本注意還很不夠。
通過圖式進入四書學
從文獻資源的角度看，四書圖式資料豐富，僅按朱彝尊《經義考》所錄，就曾有林處恭《四書指掌圖》、吳成大《四書圖》、吳蒼舒《四書圖考》、吳繼仕《四書引經節解圖》、林起宗《論語圖》、朱諫《學庸圖說》、朱文簡《學庸圖說》、饒魯《庸學十一圖》、胡炳文《大學指掌圖》、程時登《大學本末圖說》、葉應《大學綱領圖》、李思正《中庸圖說》、瞿九思《中庸位育圖說》、季本《孟子事跡圖譜》等圖解著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形式結構性較強、筆者稱之為“儒學代數學”的《大學》，儒學史上《大學》圖解文本脈絡一貫，從中可窺一斑。自朱子詮解《大學》首創《大學》圖，歷經元、明、清，以迄近現代，諸如宋代黎立武《古大學本旨圖》、元代程復心《大學章圖》、明代劉宗周《三綱八目圖》、清代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近代伍庸伯《大學》圖表等等，源遠流長，均可見《大學》圖之軌跡，數量十分豐富。從圖式類型上看，《大學》圖至少包括表達思想結構型、梳理思想脈絡型、彰顯思想旨要型、“寓作于圖”型、指點工夫進路型、圖說結合型等多種類型，借助圖式化的獨特表達方式，《大學》圖將《大學》工夫次第、主次、承接、效驗等相應關系，更為概略化、一體化地排列和連接起來。
擴展地域而觀，除了中國本土的圖式文本外，境外儒學經典詮釋對圖式的應用更為繁盛，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韓國儒學甚至形成了以圖解經的詮釋傳統，圖式四書學經典詮釋文本更是不乏其例。以《中庸》為例，韓國儒學就有《中庸之圖》《中庸首章分釋之圖》《中庸七圖》《中庸全圖》《中庸圖說》《改定中庸命性圖》等圖式文本的創作。
我們知道，《中庸》所論性命、性情、慎獨、中和、誠/誠之之道，均為儒家心性奧義之心法，朱子提出四書進學次第，以《中庸》為古人之微妙精論，宜在為學規模、根本、發越的經典學習基礎上才能得窺其妙，也表明了這一問題。關于《中庸》的詮釋解讀，和其他經典文本一樣，對文字注疏的關注仍是絕對主流。從《中庸》詮釋學的角度看，不管是數量和內容，《中庸》圖解都應其中不容忽視的面相。概言之，《中庸》圖式中關于《中庸》分章、《中庸》主旨、《中庸》首章、《中庸》誠論、《中庸》政教論、《學》《庸》關系論、《中庸章句》、人心道心論等各個層面的理論問題均可以找到專題圖式。“圣學有大端，心法有大要，揭之以為圖，指之以為說，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可見圖解依然可以發揮重要的“導入”之功；而且詮釋主題廣泛全面，相應的也折射著其詮釋方法的有效性。圖式可以較好解讀形式性較強的《大學》，或許不難理解，那么，對于儒門傳授“心法”奧義之書的《中庸》，圖式還能發揮如此積極的詮釋價值，四書圖學的詮釋模式就具有了更充分的論說基礎。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可被稱為四書圖學典范的《四書章圖纂釋》。此書為元儒程復心所著，共二十三卷，對《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分別予以圖式詮釋，計有700余幅圖（《論語》部分最多）。從文本結構上看，此書由兩部分構成，一為《四書章圖》，一為《四書纂釋》。《章圖》涵括章句、集注、或問，分章析義，必約而為圖，本末終始，精粗必備，可謂“圖無巨細”，粲然可觀；《纂釋》以《四書集注》為準的，并取朱子語錄、文集、纂疏等書及諸門人、先輩之論，參訂異同，增損詳略，兩部分有機地組合為一體。時人對《四書章圖》評之甚高，認為此著“見者易曉，卓然有補于世教”“有補于理學者甚大”。這一評價對于我們重估四書圖學亦不無啟發意義。
四書圖學的理論價值
四書圖式已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詮釋傳統和模式。從數量上看，四書圖式的歷史和資源相當厚重，以往我們不太關注的圖解四書其實使用非常廣泛：從思想上看，涵蓋全面，重要主題都有圖式；從圖式形式上看，有宏觀（全）圖式，也有微觀（分）圖式，有純圖式文本，也有更多的圖文結合文本；在呈現思想結構上，四書圖式可以直觀顯明地予以全體呈現，具有文字文本所不具的獨特特色；從經典的內容看，四書圖式可以做到從整體結構到具體內容，并可分章以圖式進行詮解；從具體內容的思想內涵看，即使性命、中和、誠等心性論議題，仍可以直觀形象的方式呈現結構性解讀，并通過核心觀念的串聯，引導思維的動態化和打開思想的空間性，以象思維的符號形式有效地溝通形上與形下。這些不僅顯示出四書圖式的數量豐富性，也表現出四書圖式的形式多樣性、內涵深刻性。故而，圖式文本引入四書學領域，實乃十分可行的研究視角，四書圖學應是值得期待的研究領域。
“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矣……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重啟塵封、固有的四書圖式文本，使其成為基本的資料形態，不僅可輔助、佐證、彌補文字之不及、不足之處，更可以通過“了然在目”“目擊道存”的方式獨立發揮其應有的詮釋功用——提升經典的可讀性、更好地接引初學、生動展示思想內涵的體系結構及其脈動關聯、發掘文字未善指涉的思考切入點及其思想空間等等。四書圖學對于糾偏四書學研究在方法和文本場域上的單一定位也將具有重要意義，和文字詮釋一道，四書圖式可以成為闡教授學的門徑、聯通思想的媒介、思想生發的載體和進德修業的指引，進而拓寬四書詮釋的方法途徑。四書圖理應與易圖、禮圖研究共同構成“圖式經學”的有機組成，從四書學在心性論域的理論側重看，四書圖學亦可為心性論研究提供新的思維活力，為主體的存在擴充延展出新的理論路徑，使“道德性命之理，一覽而盡得之”，并在“體玩警省于日用之際，心目之間”的“因圖致思”“因圖設教”過程中，為心性修養的工夫實證和境界擴充找到更直觀的契機。（作者：程旺，系北京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