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執導的《奧本海默》，是杰出科學家的心靈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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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九年，英國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再度來到上海，與先睹《奧本海默》的中國觀眾交流時，他談到了比起外界津津樂道的“再現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場面”，他真正著迷的是奧本海默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他帶著攝制組深入新墨西哥州的荒漠，在當年奧本海默研制原子彈的歷史現場拍攝，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真實的奇觀”，他拍攝奧本海默的傳記，因為他感受到這位杰出科學家曾經面對的困境并未翻篇，1950年代“核威脅”的幽靈仍然會以新的形式出現在新的時代。
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后，負責“曼哈頓計劃”的奧本海默成為同代人中最著名的科學家。但是在戰后，他的個人命運經歷了“盛極則辱”的悲哀曲線，因為他在公開場合極力反對超級大國之間的核軍備競賽，以至于遭受美國官方構陷，在1950年代初身陷一場對他私生活和名譽造成極大羞辱的安全聽證會。影片《奧本海默》以這場政客霸凌科學家的聽證會為線索，再現了奧本海默從192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的20多年間的人生片段，他在聽證會的現場陳述交代他的過去，思緒迂回反復地回到對他來說刻骨銘心的時刻。
《奧本海默》的劇作延續了諾蘭偏好的非線性敘事，但不同于他過往頻繁切割時間線制造“燒腦”的敘事拼圖，《奧本海默》放棄了高概念的設計，黑白和彩色交替的畫面，現實和回憶的交鋒，更像是深入了人物內心世界小徑分岔的迷宮。年輕的奧本海默初入量子物理的領域被深深吸引，科學改變了人類的認知和想象，他意識到自己進入的這個世界“同時充滿能量和悖論”。能量和悖論的同時在場，這也是概括整部電影的最合適定語。
諾蘭的劇本改編自凱·伯德和馬丁·J·舍溫共同撰寫的有關奧本海默的第一部完整傳記，《奧本海默傳：“原子彈之父”的美國悲劇》，原著曾獲2006年的普利策獎。兩位作者投入長達25年的時間，對奧本海默的一生做了詳盡的研究，遍覽與他相關的記錄和信件，包括聯邦調查局的檔案，以前所未有的細節揭示了奧本海默的生活和他所處的時代。諾蘭幾番通讀這部傳記后，認為要把奧本海默的一生壓縮到一部電影里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轉換思路，決定拍攝一部從奧本海默主觀視角展開的特殊傳記片，重點不是還原科學家的傳奇人生，而是他的認知，他的思考，以及他的無法概括的精神世界。
在諾蘭以往的電影里，碎片化的情節最終將拼出事件的全貌，完成一個戲劇閉環。《奧本海默》則是反其道而行之，諾蘭用似曾相識的敘事手段制造出一種全新的風格，通過特定情境的重復，隨著意識流動的時間線，創作者遴選并重組了一個杰出人物的內心碎片。“奧本海默是什么樣的人”“他為什么支持制造原子彈”“他對廣島的受難平民是什么態度”“他反對氫彈研發，是不是一種懺悔”，面對這些至今爭執不斷的議題，電影并不試圖給出確定的標準答案，它是開放式的，敞開了一個偉大心靈的各種可能性，用他的精神世界里離散的碎片構建出一道“內心的盆景”，它們就像粒子對撞機里的微觀世界，充滿悖論和不確定性。
諾蘭以堅定選擇片場實拍而著稱，但《奧本海默》進行到第120分鐘的那場沙漠里的核爆，當然不可能在拍攝中“真的投了一顆原子彈”。諾蘭透露，劇組的技術團隊窮盡辦法，模擬出以假亂真的“蘑菇云”的質感，電影拍攝不可能在現場點燃兩萬噸TNT，但電影工作者可以竭盡所能地靠近真實。
整個攝制組克服了寒冬惡劣的天氣，很短的時間里在風雪交加的新墨西哥州腹地再造了等同于當年規模的“原子彈小鎮”。實景拍攝的片場距離真實的歷史現場只有不到一小時的車程，拍攝時，劇組曾多次重返那個被遺忘在荒漠中的軍工小鎮，當年奧本海默住過的房子和科學家們開圣誕派對的小酒館還在，諾蘭帶著基利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和馬特·戴蒙重返那些荒廢的舊宅，在飽受時間侵蝕的物理空間里，“真實所具備的感召力是無與倫比的。”
諾蘭說，電影拍攝的技巧和奇觀終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敘述和敘述創造的人物，重要的是真實世界里真實的人，電影是回應和干預現實的方式。他提到，在閱讀奧本海默傳記的過程中，他和正處在青春期的兒子聊起核武器，發現這一代的孩子對核能以及更廣義的科學發展及其倫理困境，抱以漠然的態度。這促使他決心拍攝《奧本海默》：“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家，一個時代，我關心的是一些跨越時間的永恒議題。奧本海默感到憂慮和痛苦的不受約束的科學對人的侵害、人的創造物對人的毀滅，這些不是專屬于他那個瘋狂時代的命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此時此刻正在面對的AI和1950年代的原子能，難道不是平行的鏡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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